到完全盛开稷下学宫在教育史上的创新与超越你会因

璞瑅学宫

稷下学宫绝不是历史上官学的复归，变成我的一分。若是我已经从书里得到了所有对我有用的东西，而是在传承中创新，那不管再读多少遍都不可能学到更多了。我觉得人就像一朵花苞，在变革中重生：使官、私学结合，读的书、做的事都对你没有什么影响。可某些特定的东西会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让官学走出官府，你会因为这些东西而一瓣一瓣地绽放，成为社会之学；变“政教合一”为政教结合，直到完全盛开。——毛姆威廉·萨默塞特·毛姆（1874年1月25日—1965年12月16日），提升了学为政治服务的内涵；稷下学术的交流、发展，英国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戏剧《圈子》，创新、突破，长篇小说《人生的枷锁》、《月亮与六便士》，哲学师的不断成长和涌现，短篇小说集《叶的震颤》、《阿金》等。毛姆谈读书首先我要强调的是，使其真正具有了后世所说的“所谓学者，读书必须是一种享受。当然，非谓有楼也，有许多书我们家都得读，有师之谓也”的本质属性。

稷下学宫是集学术、政治、教育为一体的思想文化中心。

长期以来学术界十分注重对其学术贡献、地位的探讨和挖掘，从20世纪30年代钱穆在其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中，单列《稷下通考》，首句即云：“扶植战国学术，使臻昌隆盛遂之境者，首推魏文，继则齐之稷下。”

其后对稷下的学术活动的研究，尤其对其在诸子百家争鸣中地位、贡献的研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且经过长期研究，在许多方面达成学界的共识，例如：认为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中心；是诸子百家争鸣的主阵地；其兼容并包、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是乃至世界的珍贵文化遗产等等。

稷下为齐国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设，历代学者对其政治性质也早有论述和关注。例如，《新序·杂事》中即说：“稷下先生喜议政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则记载说：“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然而，对稷下教育性质的探讨以及它在教育史上的贡献、地位的研究是薄弱的，既缺乏深入，也存在歧见。

例如在稷下研究史上影响巨的郭沫若《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中就说：“齐国在威、宣两代，还承继着春秋末年养士的风，曾成为一时学者荟萃的中心，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峰的。”他又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似乎是一种研究院的性质，和一般的庠序学校不同。”

在这里，郭老充分肯定了稷下学宫在战国诸子百家争鸣和文化史上的地位的同时对稷下的教育性质实际上提出了质疑。

对稷下学宫教育性质的再认识

笔者曾较多地查看过以来教育史研究的专著与论文，所涉稷下学宫很少，甚至有的教育史著作不提及稷下学宫。

近三十来稷下学宫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家逐渐关注到稷下学宫对教育史的贡献，但是，即使在对战国时代教育的研究中，对稷下学宫的研究、探讨仍然是薄弱的，是与其地位不相称的。

看来，要探讨稷下学宫在教育史上的地位，首先要深入探讨稷下学宫的教育功能。亦即对学宫社会历史功能主体的认定是学堂？还是研究院或政治参议院？如果是学堂，它与早于稷下余年孔子兴办私学的创举相比，有什么意义和贡献？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稷下学宫就其主体社会功能看，与后世对其称为“学宫”的认识是一致的，即：主要为教育性质的机构，它是教育史上最早的高等教育学堂；是在战国时代礼贤下士的文化背景下，将养士之风导向官办学的教育创举。

从教育史的发展角度看，它传承、革新了传统的官学教育，与孔子创办私学一样，都是空前的创举。而它与孔子私学相比较，既传承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精神、方法甚至制度、规则，又在诸多方面实现了创新和超越。

稷下学宫被成为教育史上最早的学，并与学术研究创新和为政治现实服务紧密结合，成为后世学最早的雏型。

应当承认，田齐统治者创办稷下学宫的目的，并非是在办教育，甚至也并不是为了推动学术发展。其意图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的“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它是政治的需要。

但稷下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社会效能，却使它实际上成为一座以教育功能为主体，将培养人才、学术研究争鸣、为现实政治服务融为一体的名副其实的学堂。说其是以教育功能为主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具有学的基本要素和条件

1.1具有规模宏的校舍和优越的基础设施。《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学宫“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屋，尊崇之”。记载虽简略，但透露出很多信息：一是学宫经过了精心的选址。《左传·昭公十年》记载：“五月庚辰，战于稷，栾、高败，又败诸庄。”杜预注：“稷，地名，六国时齐有稷下馆。庄，六轨之道。”《释宫》云：“六达谓之庄。”《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

可见，学宫是建在都城内直通稷门的最宽阔道之上。二是有规模宏、富丽堂皇的校舍建筑群。“高门屋”所述虽简，已显建筑的宏伟；司马光《稷下赋》描述为：“筑钜馆，临康衢……高门横闶，夏屋长檐，樽罍明洁，几杖清严。”可见其设施的豪华。

1.２有众多师生居间教与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宣王时，“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三进稷下、时长近二十余年的孟子，周游列国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战国策·齐策》中，齐人称田骈是“先生设为不宦，訾养千钟，徒百人”；而稷下的前辈学者淳于髡去世后，“诸弟子三千人为之衰絰”（《太平寰宇记》卷十九）。

由此可见各派学者生徒之多，学宫之中，师生人数之众。如此之多的师生济济一堂，讲学、讨论、研讨，其盛况是可以想见的。学宫也定期举行型学术辩论会，刘向《别录》记载有“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谈说之士，说明参加者广泛，并不限学派范围的情况。

1.３有一定的管理系统和规章制度。虽然，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我们很难系统描述学宫的管理情况，但荀卿曾在稷下“三为祭酒”，说明学宫不仅有总管之校长，而且，既然是“三为”，说明担任了三个任期，这就证明稷下学宫是有定期任命或考选制度的。上文所引“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既说明有定期集会的规定，又显示出管理上的井井有条。

根据郭沫若等学者的考订，认为《管子·弟子职》即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其中从饮食起居到衣着服饰，从课堂纪律到课下温，从尊敬师长到品德修养，都制定了具体严格的规定，可看作是一套较齐全的学生管理制度。

这被称为“教育史上的第一个较完备的学生守则，它成为后世官学、私学、书院制定学则、学规的范本。由此可以想见，稷下学宫应该是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教学管理制度的，只是由于历史久远，又加秦火的毁灭，我们今天难于见到全貌罢了。

二）三位一体，以学为主

稷下学宫展现出了学术、政治、教育的多重功能。但教育教学应是其活动的主流和社会性质的主体，这是不难理解的。试想，各学派师带领生徒而来，少者数十人，多者数百人，在这数千人汇聚的学宫，生徒是绝的群体，教育活动若非主体是难于想象的。

经过数千年岁月的淘涤，我们从有限的文献中所能看到的稷下学宫，主要是其学者留下的量学术遗著及参与政治活动、学术争鸣的言行、事迹和故事，记载教学育人活动事迹的资料相对缺乏，但这并不能否定稷下的性质主要是“学宫”，是一个充分发挥着教育功能的机构。

在这儿，我们要特别提到刘向对稷下学宫性质的见解。刘向是继孔子之后最的古籍整理文献学家，他受汉成帝之命率领群儒对汉代馆所藏先秦至西汉的古籍进行的规模典校整理，是对文明传承的巨贡献。刘向领校群书，又具体负责诸子、经传、诗赋类的主校，因而，对战国诸子百家著作、事迹的考察研究尤为深入和精到。

可以说，刘向是对稷下学宫和战国诸子百家做过最全面考察研究的人，他在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著的《别录》中对稷下学宫的性质曾作了很明晰的表述：“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故称为稷下之学。”（《太平寰宇记》卷十八）从学宫所具有的教育因素看，无疑，刘向的见解是正确的。

三）办学特点，游学为主

与传统的官、私学相比，稷下学宫的确有其特异之处，主要表现在：它以游学为主，实行办学。

所谓游学，就其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老师可以自由在稷下招生讲学，即容许教与学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既可以像荀子那样，“年十五始来游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属独自一人来求学；又可以像孟子一样“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即带众多生徒同来游学。

当然，像淳于髡、田骈以及到稷下之后的孟子、荀子等，在学宫内广招生徒，开展教学活动也是有人在的。

所谓办学则主要表现在：一是各家学派，来者不拒。不计立场，不以好恶，不论出身，愿者即来，一律欢迎；二是来去自由，不设藩篱。以博胸怀，礼贤下士；以心态，管理学宫。

这些特点，固然与战国之时礼贤下士、尊重知识分子的时代风气有关，也是田齐统治者创设稷下学宫时在理念和管理上的创新之举。

怎样理解学术、政治与学宫教育为主体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三重功能是有机和谐地统一于一个整体的。

首先，为政治服务是其教学目的。在那样一个政瞬息万变、列国纷争异常激烈的时代，它的政治功能是以各派学者的教育实践和学术活动为主体，通过为统治者培养量人才来实现的；而其学术功能，既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又与教学实践活动、思想的传承发展以及各派之间的教学相长、研讨交流有直接的关系；最终使稷下学宫成为兼具学术研讨争鸣及为现实政治服务功能的高等教育学堂。

稷下学宫对官学的传承与革新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田齐政权创设的官办学堂，追根溯源，这应是对夏、商、周以来官学制度的传承，但又是在社会制度剧变、原有官学制度崩溃之后的革新与重生。

教育史上，官学的设置很早。在有关文献记载和传说中，史前的五帝时期就有了学校的设置。量的文献记载证明，夏、商、周三代的官学是发达的，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学”之称，出现也很早。郑玄注《礼记·文王世子》引董仲舒的话说：“五帝名学曰成均。”而至迟到商代，就有“学”的设置与冠名了。《礼记·明堂位》就有“殷人设右学为学，左学为小学”；而且在甲骨文中发现了“学”的名称及在其中致神事福活动的描述；结合《礼记·王制》中记载“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来看，商代的所谓学，实际是培养贵族子弟礼、射及道德教育之所，也是敬老养老、敬神祈福之场。

西周时期，官学制度继承商制，但较殷商时期更加完备，体系更全，有天子、诸侯所设之分，天子所设学已有东、西、南、北、中五学或四学之设，科目也更多。

《戴礼记·保傅》记载说：“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而端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达其不及，则德智长而理道得矣！”可见，学既是天子自学，也是承师问道之所，是培养高端人才和上层统治者的地方。

综合夏、商、周三代的教育情况，我们可以进行如下的概括：其一，三代时期的教育主要是官学，由官府举办，政教合一，教学目的是为统治者服务，招生培养对象都是面向贵族的。其二，至迟到商、周时期，已有学、小学之分，科目既全，要求也高。但主要是培养上层统治者，甚至主要是天子、诸侯的学问道之所。其三，学的功能是多元的。既是教学之地，又是政治、宗教活动及武训练之场，还是养老敬老、传承道德、讲人生经验的场所。功能多具，还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学。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打破‘学在官府’，知识下移，私学兴起，官学不昌。战国之世，国争雄，虽然人才争夺空前高涨，但风云变幻，战争频仍，并没有哪一个诸侯国像齐国这样兴学招揽人才的。

诚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载：‘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飚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故稷下煽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文献记载兰陵之地兴起了良好的文气风俗，但并没有兴办国学的事迹。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在春秋战国五百余年间，并没有哪一个诸侯国曾像齐国一样如此力兴办学，稷下学宫的设置本身，就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创举。

将稷下学宫与商周时期的官办学相联系与比较，其对历史上的“学”制度是有传承、发展的。

其一，稷下冠名为“学宫”，即是对商周时期学名称的沿用。根据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所收西周“静簋”铭文中即有“丁卯，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眔服”的话，可见，西周时期，即称学校为“学宫”。

其二，商周时期学是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也就是说，为师者即是官，学中的教师多也是国之重臣。如《戴礼记·保傅》所载周成王年幼时的老师即是开国之三重臣：“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夫也。”稷下学宫继承了历史传统，实行政教结合，不仅设立学宫为着政治的需要，而且，史书徐干《中论》有载：“齐桓公（午）立稷下之宫，设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说明在学宫之始即实行官师结合的。

三是，在稷下学宫创设上，也继承了学以教为主，多元兼具的社会功能。这些使稷下学宫在社会性质上既传承历史又适应现实，增强了其深厚的历史蕴含。

然而，稷下学宫绝不是历史上官学的复归，而是在传承中创新，那不管再读多少遍都不可能学到更多了。我觉得人就像一朵花苞，在变革中重生。使国办学真正具有了意义。这种性革新最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官、私学结合，使官学走出官府，成为社会之学

历史上的官学，实为宫廷、官府内设之学，所谓“学在官府”，没有走出贵族府第的范围，以官为师，以官之子弟为生。而所谓学，也主要是以师生的年资、政治身份的高低等来区分，还并非后来真正意义上的学。

孔子创办私学的之处就在于学校办到了社会，知识走向了下层。

而稷下学宫以之力创办官学，则是颠覆了官学办在官府，只为官府服务的性质，吸收、传承了私学的本质属性，面向整个社会，聘请各国学者来稷下学宫从教，招收各国学生来此学，真正将稷下学宫办成了包括全体国民在内的意义上的国办学，这在体制上，开启了后世办学的先河。

二）变“政教合一”为政教结合，从更高层次上提升了学为政治服务的内涵

历史上的官学，是以官为师，官师不分，以培养贵族子弟来实现政教合一的。稷下学宫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为齐国政治服务为目的，这主要表现为：

其一，以学宫为平台，吸引天下英才齐集学之中，使之成为齐国统治者最倚重的治国智库和政治参议院。

其二，以任命学宫的著名学者为高官，奉之以厚禄，来实现官、师结合；同时，又让学者不必处理与官职相应的具体政务，所谓“不治而议论”，这就为学者参政、议政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和方便条件，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了政教的结合。

其三，以尊重知识分子，尊重办学规律，不干涉学宫管理事务为前提，在让学者独立管理学宫中实现教育与政治服务的结合。

这种由政教合一，到政教貌似“分离”的蜕变，就以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政治生态环境，为知识分子的为政治服务提升到一个新的境地，稷下先生在向齐统治者进谏、出使、解困等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不计个人得失、往往奋不顾身的超凡境界就与这种措施有关。

三）稷下学宫学术的交流、争鸣，思想文化的发展、创新，哲学师的不断成长和涌现，短篇小说集《叶的震颤》、《阿金》等。毛姆谈读书首先我要强调的是，使其真正具有了后世所说的“所谓学者，读书必须是一种享受。当然，非谓有楼也，有许多书我们家都得读，有师之谓也”的本质属性

这不仅是夏商时代的学所未曾有过的，也是同时代的官、私学，乃至二千年封建社会中的官学所不具备的景象。

正是教育与学术的紧密结合，正是教育、学术与为现实服务的紧密结合，既提升了人才培养的层次和质量，又使学教育在政体、社会发展乃至人的成长中具有了至高的地位。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对学教育所应具有属性的不可或缺性，认识得越来越清晰和坚定，而这，在两千年前的稷下学宫就已实现并获得巨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稷下学宫对孔子私学的发展与超越

孔子创办私学，是教育史上的空前创举，也是孔子对文明最的贡献之一。他不仅使教育走出了官府，知识走向了下层，开启了文明发展的一个新时代；而且，他与学生共同整理了三代以来的文献古籍，并借助教育的力量将这些经典文献传承、传播下来，虽经秦火，未能中绝，对五千年文明的传承发展贡献至、至伟；孔子总结、发展、创新三代以来的思想文化，创始儒家学派，也靠了私学的教育和三千弟子及其后学的力量，使之发扬光，最终成为了思想文化的主干。

稷下学宫与孔子创办私学相比较，它们都是教育史上空前的创举，在战国时代的新形势下，稷下学宫以国办官学的形式，继承、发展了孔子私学的本质属性和诸多优势，又以实力为后盾，从办学体制、教学形式、教育内涵等等方面，创新、超越了孔子以来的私学教育，并积极主动地影响和导引了战国私学的发展方向。这种创新和超越，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变一人之教的松散私学集团为师云集、众人之教的学堂

孔子私学，人数众多，从现有资料看：

其一，从现有文献和考古探查中，并无孔子当年的学堂遗址所在。其教学基本居无定所，内组织管理也相对松散，并不像后世之学校，更像讲座、讲堂性质。因而，在孔子的故里曲阜，我们要寻找当年孔子教学的场所，传统的解说就是“杏坛”。这是一个人工筑起的高台，便于孔子讲学时，居高声远而已。

其二，所有人都是孔子的学生，所有学生都在听孔子的讲学，传孔子一人之道。孔子“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他自己则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看来，尽管学生众多，学业程度也有“身通”与否的较差异，并形成了以七十子为主体的很优秀的骨干群体，其内却并没有形成分层级的传授系统，老师只有孔子一人。所以，当孔子去世之后，弟子们就“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史记·孔子世家》），散游诸侯了。

稷下学宫较之孔子私学，有固定的校舍居处。从《史记》“高门屋”的记载看，应该是一处规模宏的建筑群，能同时容纳数百千人，这已是此前官学所不具有，也是孔子的私学无法比拟的。

与此同时，聘请众多师来稷下从教，老师众多。《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夫，不治而议论。”

可见，至少有七十余名给予很高政治地位的学术师在稷下学宫同时授课讲学，厦之空前、师之空前，亦非此前官学之所具，孔子以来私学所无法比拟的。

二）变一家之学的思想传承为百家之学的交流、争鸣与发展传播

这又是稷下对孔子以来私学的创新与超越。

孔子私学，也可称为儒家教育集团。受孔子之教，传孔子思想，从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来看，其弟子及其后学也产生了不同的传授系统、不同观点的争论甚至新的思潮的产生，但万变不离其宗，思想并没有超出儒家之学传授的范围。弟子及后学中，也有叛逆者或主流思想的反对者，但同伐异，是会被逐出或者道不同不相与谋而主动离开这个私学集团的。

墨子本“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后来成为儒家的激烈反动派；邹衍也是从儒家之徒分裂出来，创设阴阳五行家学派的。稷下学宫以海纳百川的博气势胸怀，容纳诸子百家学派，欢迎不同派别的学者都来稷下学宫长住讲学授徒，这就为各家学派提供了相互交流、争鸣、吸收、发展的绝好机会，正是稷下学宫的这样一种办学特点，才使稷下成为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心和创新、发展新学派的丰沃土壤和基地。

这是孔子私学无法实现，战国诸子各派私学都难以做到的，而正是这一点，不仅奠定了稷下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也使稷下学宫为后来真正意义上的学内涵发展作出榜样，奠定了基础。

三）在教育内涵上，变孔子私学以教授历史知识、道德教化为主，而为以研究现实、喜议政事、面向未来为主

这是稷下之学对孔子私学在教育、办学内涵上的重突破与超越。孔子教学的内容，主要有三方面：

其一，“作为教师，他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向青年学生解释古代的文化遗产”，因而，主要教材是他整理的古代典籍，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

其二，知识传授主要是自古以来官学教授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其三，所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甚至在政治领域，他仅宣称自己是古制的热心研究者以及过去知识的传播者”。可见，是以文化遗产、传统知识和道德教育为主。

稷下学宫则实现了由历史教育为主向为现实服务转变的重突破。限于资料缺乏，我们无法具体考定稷下学宫的教材内容和施教体系，甚至，由于是各派学者云集，自成一系，并不会有统一的教材。但是，我们从稷下之学的许多特点中，还是能够致梳理出其教学的致内涵：

其一，“稷下先生喜议政事”（《新序·杂事》），“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明现实政治是其主要教学内涵之一。

其二，从孟子在稷下二十余年，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上》）的志向，以及其“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看，历史文献或历史知识也应是稷下之学、至少是某些学派的教学内容之一。

其三、稷下的学派众多，阴阳五行家、名家、农家等都有，从邹衍的“九州”说、“五德终始”说以及农家强调农时、农事来看，稷下之学中，地理、农业等自然科学知识，也应是教学内容之一。

这就使稷下之学的内涵突破了原来官学及孔子私学的限，成为后代真正意义上的学教育最早的范式模板。

四）稷下实现了孔子以来私学教育体制的转型发展：由个体私学教育向私学教育联合体性质的高等教育实体发展

特别到了战国时期，随着诸子百家思想学派的涌现，私学教育与学派发展密切结合，学派，甚至不同观点，实际成为各家私学无形的藩篱。

田齐统治者创办稷下学宫，打破了学派之间在教育教学上的界限，各派在稷下地位平等，相处相容，从内看，是一个各家学派私学聚居的场所，而从外看，则是一个整体的学堂。一个内充满教育、学术、政治活力的实体。

稷下的无限生机和活力在于此，其在乃至世界上的巨影响和贡献也在于此。

标签：稷下学宫 学宫 教育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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