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活活穷死【读本商人】宣科：我从未平庸此人巅

采访的一周前，就比如梵高，宣科刚住了一次院。

倒也不是什么病，他活着的时候画作无人问津，只是突然感觉全身无力，死后多年作品被炒出了难以置信的高价。当然，家人不放心，也有人在活着的时候就有幸看到自己的作品卖出高价，硬是让去市医院住了一个星期。

一直以来，但他可能是运气不够，宣科印在人们头脑里的，作品在某个时间段之后突然幅跌价，是台上插诨打科、谈笑风生的模样。但此次，导致最后画家本人连饭都吃不起。就比如民国时期的一位画家，在幽静的宣科庄园里，此人巅峰时期，坐在书房的躺椅上，名气远在齐白石之上，腿上盖着厚厚的毛毯，最后却被活活穷死。他叫王梦白，在半小时的拜访时间里，宣科不停打着哈欠，也时不时要耷拉着脑袋眯一下。但他一边说着自己精神尚好，从不午睡，一边又直言“不服老已是不行了”。

很难再看到92岁的宣科亲自上台表演，多数时间，他的生活半径仅在宣科庄园20平米的书房里，吃饭，睡觉，看书，会客。

身体如果不错，他会去现场看看，听听那些熟悉的乐曲，这会让他莫名的心安。他的心里终究是抛不下的，即使这些年研纳西古乐会“每月都要亏十几万，私房钱也不多了。”

他可能是少有的直言自己月月亏损的商人了。

之所以在他众多的title中安插一个商人的标签，归其原有是因为他在30多年前，将散落在丽江民间的纳西古乐重拾起来，不仅做到年产值超过千万，还让其重获世界瞩目，成为丽江的一张名片。

但他又算不上“成功”，因为如今的纳西古乐只能算苦苦支撑，观众零零，掌声寥落。很多时候，因为购票人数太少，演出时断时续。

他从未想过纳西古乐何以为继这个残酷又现实的话题，又或者说，自负如宣科，从来都不屑于在这个问题中寻找答案。

撰稿｜蹦跶阿措

图片/视频｜和珍浩徐伟张笑天张秋财

海报｜蒋江萍

编辑｜和占江

这位丽江著名的“鬼才”宣科，变老，仿佛在一瞬间。同一个问题要问三四遍，翻来覆去讲着那些自己爱讲的话——

每天最爱去的就是纳西古乐会，其他地方都不想去了；

纳西古乐如今18个人，每个人每月工资按照1700元计算，那就要支出2.3万元，几年下来，私房钱也不多了，只能顺其自然；

他此生最的成就是做了24首校歌传给后人，其中，最满意的是市一中、研中学、实验学校的；

儿子不像自己一样热爱音乐，最放不下的，也就是一个他了。

依旧会放出一两句宣科式豪言：

“我此生最佩服的除了我爸爸，孙中山就没有了”；

“我最好的朋友一个都没有，他们都配不上我”

某种意义上来讲，理解宣科是一项考验。他活出了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自我，表达也始终激烈，爱与恨，对与错，只容得下一种解释。

这导致宣科在丽江人口中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夸他的人说，这个人聪明幽默，学识渊博，讲话很好玩；骂他的人说他把“送死人”用的哀乐拿来卖门票，简直岂有此理。还有，他太喜欢“吹牛”了，让人听不下去，他凭什么？一个劳改犯！

可宣科呢？从不把这些言论放在心上，反而越发斗志昂扬，反正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

1930年，宣科生于丽江古城区，作为一个牧师的儿子，他上过教会学校，所以说自己的英语“了不得的好”。

解放后，他当上了昆明文工团的乐团指挥。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宣科锒铛入狱，此后的21年间都耗在了红河的监狱里。

出狱后，热爱音乐的他喜欢去民间采风，发现了这些在中原已消失，而被纳西民间保留至今的洞经音乐，他在丽江的村落里将这些遗存的古音乐重拾起来，召集了一支由农民、教师、裁缝、和尚、马锅头、建筑工、鞋匠等非专业人士组成的“三老”乐队（乐师老、乐器老、乐曲老），开始了最初的演奏。

第一场收费演出，是在研古城幸福院的公房里举行，现场只有17名观众，全是老外，都是宣科到古城见老外就“hello”，再塞上一张蜡油纸印的简易地图引来的。演出时，宣科不时上台讲两句，一边说这种音乐快“disappear（消失）”，一边随机抛梗，让老外听得兴致高昂。结束一数钱，4元的门票，却得了1800元的，立马关门，分钱！

古乐+脱口秀，让纳西古乐在丽江古城逐渐受到游客的追捧，生意越来越好。古乐队的场所，从幸福院搬至阿溢灿旁边的纳西古乐馆，那是1988年宣科用几百万的价格，从原物价手里买下的。之后，纳西古乐馆又搬家到古城东街。门票也越涨越高，从最初的4元到5元，再到20元、80元、120元、160元。

当然，宣科的在于，带着乐队走出了丽江古城。

1997年逝世，宣科正带着他的纳西古乐会在到香港演出，面对那个老人的迟暮与远行，宣科黯然神伤。那时香港尚未回归，能应总督府邀请前去表演是极为难得的殊荣，宣科带着古乐会在那里拼尽全力，展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祖国今非昔比的荣光，引发了山呼海啸的好评。

他还带着他的乐队，应邀去挪威、不列颠、法兰西、西班牙、日本，为国王、、学教授演奏，把一种濒临死亡的音乐及浸透其间的文化呈现给世界。

时任的到访丽江也专程前去听音乐，听宣科演讲，为此不惜更改其他的行程。那时候的纳西古乐，一票难求，宣科每天晚上亲自主持，甚至亲自参加演奏，操着几种语言为来自全世界的听众讲解纳西古乐的历史，讲他“音乐来源于恐惧”的理论。

在那几年，丽江纳西古乐会的声名达到顶点。有人甚至将宣科誉为“文化产业第一人”，认为他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一流行于地方的口号，通过实践发挥得淋漓尽致。

但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太久了。现在细想，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荣光了。

2008年，宣科曾对着满场的联合国官员吐槽，“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不喜欢纳西古乐了，他们只听周杰伦。”可如今，当年听周杰伦的那波人，也已三十而立，由少年步入中年。

时代的变化山呼海啸。在众点评网上，有人说第一首曲子就听得泪眼婆娑，也有人说，10多位老人为7、8名观众演奏，这样的反差很刺眼。

有人说，“传不下去有传不下去的道理”。宣科似乎曾经推翻过这个说法。在他尚未创办纳西古乐会的漫长岁月，古乐之于丽江，之于纳西人，已经是日薄西山的存在。那时候的丽江人，只把纳西古乐当做葬礼上的“哀乐”，无法用于娱乐，更无法用于盈利，只是将这渐行渐远的传统用来送那些已经远行的人们一程，并不比如今的纳西古乐热闹到哪里去。

但是随着宣科离开舞台，“传不下去，有传不下去的道理”似乎又正确了，因为你很难判断，那短暂的荣光到底是属于纳西古乐，还是属于宣科本人。很多游客到古乐会是冲着宣科去的，那天有宣科出场，会有人来，但宣科不到，门票收入甚至会少一半。

宣科也做过努力。将年轻人作为新鲜血液补充进乐团，但他们没读过私塾，而且喜欢简谱而不是工尺谱。“韵味不在了，不能像老人们那样能将古诗词的韵味传到指尖。”而这种韵味，跟着古乐会的老人们一起，“如同老树的叶子掉一片少一片”。

那些年，宣科常常叫嚣，“没有宣科，就没有古乐，有宣科，古乐就天天灿烂辉煌；没有宣科，古乐就灰淡。我之后，我的时代之后，古乐跟着就完了。完了之后，家就说，从前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在世的时候是不得了的，这个古乐火得很。”

如今再提到古乐，他只是淡淡说着：“来不及了，没有精力做这些了，只能顺其自然。要有第二个宣科是不可能的。”

气势虽不如以往，但一如既往地凡尔赛。

宣科曾说，“纳西古乐的价值，就在于它没有改变。”只是，狡黠的他没说透下半句，“中间穿插了太多宣科的色彩”。

从最初的最初，他在古城街巷里闲逛，找人掏钱去听他的音乐开始，就走入了带有宣科特色的纳西古乐——边讲音乐，边讲他的人生；讲每天的社会新闻，插科打诨，针砭时弊；那些高高在上的明星名人，常常在他的嘴里被损得掉皮，他不怕得罪人。

这样的音乐会，是再也难见的“的音乐会”了。那时的丽江古城，游客还不多。纳西古乐在新义街的一个院落，路对面是一家西餐，街头巷尾的店铺还是理发店、五金店、小卖铺之类，远不像今天全是客栈和旅游产品店，居住的也多是原住民。演出时，宣科侃侃而谈，国内外游客在里面人头攒动，门口就是街坊四邻的围观群众和看热闹的小孩。有时候，小孩子抱着猫进去听，屁股后头还跟着自己家的狗，宣科也让他们听，并不赶出去。

后来年纪了，他仍然办着“的音乐会”，只是地址改在了他180亩的宣科庄园里。每逢他的生日，就自费邀请交响乐团来家里音乐办“生日party”，演奏古典交响乐。来自周边村子的村民自己带着小板凳，背着孩子，端着毛线和瓜子，挤挤挨挨地坐在那里听，听贝多芬的《欢乐颂》，听舒伯特的《小夜曲》。

这样的交响乐同样也是难得一见，台上是编制完备的交响乐团，台下是追打小孩的村民，是小孩伴着提琴声的嚎哭，是村民嗑瓜子捏核桃的“噼啪”，是“欢乐女神”都压不住的“哎你儿媳妇给是要生了？哪哈生？”“快了快了，生了来我家吃米酒”……

如果只看这些场面，会以为也许交响乐只有在这里，才能真正地遇到。而这里的也许也只有在这里，才能遇到人生中独一无二的交响乐。

但令人尴尬的是，也许村民对于这些交响乐会的追捧，实在只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机会参加交响乐会，是因为“好奇”，而不是因为“热爱”。没有多少丽江人真正把纳西古乐当做业余消遣放松的选择，随着宣科的老去和纳西古乐会在旅游市场上的没落，人们就渐渐地把纳西古乐和宣科忘记了。

或许，曾经作为“商人”的宣科，是成功的。他在家对于商业的概念还是“投机倒把”“东边进西边出”这样简单的小卖模式时，他已经意识到，文化是可以卖钱的。不仅意识到，他还脚踏实地地去做，甚至成功了。

但作为商人，他也是失败的。纳西古乐的辉煌几乎与宣科本人的辉煌完全同步，很多慕名而来的人说不清是来听音乐，还是来听他的脱口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纳西古乐”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宣科”，“宣科”就代表着纳西古乐。

高度依赖个人的经营模式在短期内让他获得了成功，但长期却难以为继。这给培养后辈带来了无法逾越的困难。纳西古乐“主理人”的身份，意味着极高的门槛。宣科珠玉在前，所有想要跟上他脚步的人都受到了市场和观众的排挤。就连宣科的儿子，在谈起未来时，只是希望父亲能多留下一些现金，那是最实际的利益，远比去经营一个日薄西山的纳西古乐会要轻松且现实得多。

▲宣科的儿子

但宣科也许留不下多少现金了。这么多年，古乐会苦苦支撑靠的并不是门票，门票已经撑不住了。他从自己的存款里每年补贴，给古乐会成员发工资；也在坚持掏钱补贴过去辉煌时开设的基金会，为孩子们发奖学金。他也许留不下多少钱了，也留不下什么事业，只是留下了一段丽江人难以忘记的回忆，和一段传奇。

他曾经以惊人的记忆力让许多人印象深刻——据说，曾经有过一面之缘的人在二十多年后与他偶遇，他竟然在一秒钟之内就喊出了对方的名字。但如今，连骄傲的记忆力都开始混乱，会反反复复地问同一个问题，说起话来，似乎有些分不清是在现实还是在梦境。

宣科不再说自己是个艺术家，是个演说家，是个“鬼才”。他终于有了别人口中的“沉稳”，提起自己，他闭着眼睛想啊想啊，似乎没什么可以说的。

在曾经的纳西古乐会舞台上方挂着一排黑白照片，上面是一个接一个离世的老人。宣科曾说，挂上去的老人越来越多，总有一天，他的相片也会挂在这里。

如今，当时跟他一起在台上的老人已经全离去，他是留下的最后一个了。

记者手记

作为一名从未听过纳西古乐的人，采访宣科，鼻头总是忍不住发酸。

他曾经号称要“穿一辈子”的牛仔裤，现在已经不穿了。

以前采访常提及的，最爱喝的蒸酶，最爱抽的，爱听的舒伯特，现在也不爱挂在嘴边。就连中午的四菜一汤，每一道菜只动了一小点。

他忽然提到了傅聪，自顾自地说着“曾和傅聪在昆明吃过饭，指挥过交响乐”，可惜这位钢琴家去年底因感染新冠在英国逝世。

宣科“并不害怕死亡，他做的任何事情都对得住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