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时代 - 文学反映时代变迁的镜像文学作品往往被视为一面镜子,它反映了社会的变迁与时代的精神脉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创作是与时代对话的结果,是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思考的表达。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如果说反差化的叙写是通过对日常生活本身的变化表现来开拓奇趣，记得关注我哦！今天我和家分享4首选秀女的古诗，那么苏门诗人还通过独特的思考深化日常书写的精神内涵，搞笑又有才，在对日常的精神超越中形成奇趣，千年后让人开怀一笑，这种思考在他们的七古中又经常体现为对外物、造物与自我之关系的理解和建构。
消解自我庄重感的谐谑和物我关系的建构
一 消解自我庄重感
苏门诗人继承了七古擅长议论并且适宜轻松交流的特点，又让人生出同情之心，在日常生活书写中，真的太绝了！第1首：一封丹诏未为真，其思考议论也常具有谐谑的色彩。比如张耒《二十三日晨欲饮求酒无所得戏作》。
这首短诗写想喝酒而不得这样一桩生活意外，三杯淡酒便成亲。夜来明月楼头望，说小不小，惟有嫦娥不嫁人。古代帝王有一种选秀女的惯，说不，也就是在民间挑选，诗人绝不至于穷困到买一壶酒的钱都没有，然后入宫当宫女。如果运气好，就算一时找不到酒，被帝王看中，再忍一时也能解决，但是也可以选择借题发挥，将小事写得非常困难，抒发人生不易，也就是“百计经营卒无有”“努力忍穷甘寂淡”。
但诗人同时选择以谐谑自嘲的口吻讲述，诗题“戏作”即表明态度，自称“张君”，以旁观者的身份评价，也体现了这种趣味，诗人将这一分明不难却也暂时无可奈何的意外视为造物的戏谑，表示只能一笑领受，也体现了对自我与造物关系的理解。
苏门诗人的交游酬唱以雅谑擅戏著称，而谐谑的形成可能有多种层次，对他们来说，谐谑不只停留在简单浅层的放松调笑，或是化为小、反常规联想、夸张等技巧，其核心可以说是自我庄重感的消解。
这在他们表现身体经验的七古中看得很是清楚。诗歌表现身体、特别是某一位的经验，比如落发、落齿、眼花、耳聋等，中唐韩愈、白居易等诗人开创颇多，也是日常化的显著体现。
韩愈即使书写病痛衰老也经常显得奇崛刚健，充满征服的精神，白居易则更显平易，强调悲苦中的安适，他们这方面的七古不多，但各自特色得到强化。
二 物我关系的建构
两诗都采用切近日常以至俚俗的语言书写身体经验，但因为描述颇具异乡风情并采取了用典、比喻等修辞手法，具有一定的陌生化效果，并不像白居易诗显得流易。
与韩、白最的不同在于，二诗很程度消解了自我身体书写的庄重感，既没有强调衰病带来的困境及抗争欲望，也没有感伤于人生盛衰悲欢，这诚然反映了他们通达的人生姿态和轻松的交流状态，同时也是谐谑深层次的表现方式。
苏轼详细描写日常如何难吃到好肉，又怎样逐渐适应了某些奇怪的食物，还称多年仕途早已厌倦食肉；苏辙调侃自己像熊虎和蝙蝠，又因为长期忍饥杜门谢客，瘦得邻居都感到惊骇，不信他“脑满”，都体现消解自我庄重感的谐谑。
在这种谐谑下，结尾抒情自然显示了经历思考后的达观，苏轼原唱为瘦欣喜，互相戏称臞仙，可骑黄鹄归乡，苏辙和诗索性说随遇而安，不必问归期。又如黄庭坚《次韵元实病目》的谐谑要表现得更隐晦一些。
黄庭坚此诗的语言较二苏更加典雅，并因称赞范温年少雄俊、胸怀坦荡，更显刚健之气。但其内在的逻辑仍是消解自我庄重感，以谐谑的笔调消解眼疾带来的不便。
眼睛之于读书人的重要性无须多言，诗人却称是“苦爱”，不妨学为道者的心态，只要心中光明，不像蠹鱼死死钻入书中，看人朦胧正好去被俗人烦恼，看书模糊也正好偷懒放松，并宽慰能很快恢复。
结尾虽用佛典，典故字面形成的意象却是一个鼻涕垂颐的和尚，也很有诙谐滑稽的成分。
对物与世界物与人等关系进行理性的反思
一 对物与世界
相比庆历诗人的七古喜用穷形尽相、重视细节的方式刻画物，阐发其历史和文化内涵，也借物相互玩笑娱乐，幅开拓七古咏物和交流的功能，苏门诗人不仅咏物更加精切而超脱，同时对物性的反思更使七古富于奇趣。
如同欧阳修、梅尧臣和苏舜钦经常在诗中提及韩愈、卢仝等人变怪百出的物象刻画，显示超越前人的努力，他们三人对月石砚屏的酬唱也成为后人无法回避、想要超越的经典。
苏轼面对欧、梅、苏吟咏过的月石砚屏，其思路灵感自然也受到前人影响，同样以自然界的月、云、星、潭去比拟月石风林屏与涵星砚的纹路造型，以潭喻砚，以玄云喻墨，墨云浸染潭中星星的倒影，尤为朦胧美丽。
不过在他笔下，器物本身的奇特已不再重要，欧阳修等人对石上何以有月的想象是刻意渲染奇幻，而苏轼通过称自己年老眼花，见月眼明，营造了真幻难辨的感觉，引出世界亦是梦幻泡影，当然不必纠缠于物的小真伪。
欧、梅、苏的议论竞技，在他眼中也是无意义的。苏轼即用以戏指无意义的争执。屏砚超越了具体器物，映照着真实的自然界，将屏砚送给好友，也是希望他们能享有这份自然悠远的空间。
苏轼后来又作《次韵范纯父涵星砚月石风林屏诗》，也有相似思路，若是前人的写法，多应感叹造物的奇伟精妙，苏轼却用更轻松的态度思索造物和自己一样厌倦于事。二诗对物性和造物的刻画显然更具反思深度。
二 对物与人
关于人对待外物应有态度的反思，也是前人七古不多见而由苏门诗人开拓建构的。这自然也根源于诗人特殊的观物方式和对物我关系的新理解。此前，欧阳修在《六一居士传》中体现了“与五物为六”的观念，七古中也偶有相应表达。
不拘执于物的表象差异和利害，超然观物。苏轼也将物的赏玩收藏上升为物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言二物本无差异，被不同人使用才有分别，而强取强换的行为只会生出烦恼悲哀，只有像彼此二人心无牵挂，让二物各得其所，才能永以为好。
受苏轼影响，其他苏门诗人的七古中也多见类似反思之语，如陈师道《古墨行》记载晁将之所藏的半丸李廷珪墨，也是神宗故物，回忆起在秦观家见到、曾属于王安国、同样是神宗御赐的李墨，而秦观已逝。
超越了对墨的珍奇的感慨，反思物之流转和岁月变迁。而且，在七古中这些反思不只是作为议论说理的内容而存在，也具有着层意结构上的作用，正因为描写的都是奇异珍贵之物，于是理性反思本身就能造成内容的强烈反差和结构的转折，丰富了七古的波澜。
在理性超然的观物方式之下，诗人不仅善于消解物的差异，也能够进一步消解自我与物的界限，在造物、物与人等关系之间进行视角的自由转换，如此呈现的反思更具有新奇的效果。
目的就是要消解物的差异和人因此产生的不平。诗歌首先从造物的角度揭示无论凤咮还是龙尾，在造物眼中都未得珍惜，只恐贪夫执念于争夺，虽然龙尾石不是一般的石材，归根结底也是人将种种美德寓于它。
然后以更贴近物的角度，说龙尾石形成不知已历多久，但不辞为人作砚，鲍谢诗佳、钟王笔妙，都与砚并无关系，无论是以锦茵玉匣珍藏，还是用来捣练支床，它本身也并不在意，何况是自己赞美凤咮砚的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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