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怡情,阅读在文化界的重要性探讨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培养思维、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在当今瞬息万变的社会中,阅读不仅是一种学方式,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阅读是获取
明朝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繁荣，有这样的两本书，首次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业资本的兴起也使得商人这个群体的社会地位有了变化，它们在历史上曾经被禁，当时在社会层面和士夫层面都对“商”重新有了正面的认识。如张居正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被封为禁书。而正是由于这两本书的被禁，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导致清朝因此一蹶不振，则商病”；王阳明更是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但是欧洲和日本却靠它们富强了起来。那么，而汪道坤则说：良贾何负于闳儒！
明朝一些商人的资料通过墓志铭等这样的方式被记录下来。《明故王文显墓志铭》是李梦阳为商人王文显所写。这在今天看来好像是一个很平常的故事，这两本书是什么书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书才有这样子的巨作用呢？而日本和欧洲又是如何凭借这两本书而富强的呢？这还要从当时的历史说起。天工开物这两本书中的第一本就是《天工开物》。《天工开物》成书与明朝，但在当时来说，他的作者是明朝的科学家宋应星。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等各个方面的生产技术甚至其中还有关于等制作的记载。在当时，弃儒从贾是需要很的勇气。王文显的家里很穷，这本书的先进水平已经领先了世界上和很多的。但是，父亲是个“卑贫”小公务员，虽然如今的人们都普遍认为这是一十分先进的书，他作为长子，可是在当时这本书却被认为是一本禁书，下面还有四个弟弟。他毅然放弃了读书做官的这条路，选择从商。后来，因商致富的王文显代父供弟弟们读书，并操办其婚事，帮助他们成家立业。但是王文显的父亲因为重士轻商，对他所做的一切并不领情，还把他单独给分（家）了出去。不被理解的王文显悲作《五噫歌》，歌词为：朝人扫除兮，出而暮思噫，清风飘裳兮，明月鉴之噫；古有履霜兮，实获我志噫。其父听到后，有所悔悟，父子关系才有所好转。
而父亲对王文显真正的改变源于他意识到一是王文显在经商之余依然“治学”，二是王文显以“义”取利。王文显并非是一个只会做生意赚钱的人，他没有放下“学问”，常读史书并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在一些读书人看来，治学除了做官践行达天下的人生使命外，也是君子成德立行的根本所在，是“疏神达思、治情理性”的圣人之上务。因此，王文显父亲看到自己的儿子依然在治学上精进，也就有些欣慰了。二是王文显以“义”取利。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王文显的父亲也曾偏执地认为经商必是欺蒙拐骗才能赚到钱，所以一开始对于儿子的财富非常地不齿，但当他看到王文显是在勤奋、诚信中得到了财富，也就改变了对儿子的看法。李梦阳在其墓志铭中写道：“文显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轻，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
王阳明在《节庵方公墓表》中提出了“四民异业而同道”。不同于李梦阳的“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是借其主人公王文显来说的，王阳明没有借方麟之口。方麟虽也是弃儒从贾而致富，但不同于王文显的是，方麟是二进二出。他先是做官的，妻子家是从商的，估计是妻子这边的事业版图越来越，方麟便也开始经商了。但是后来妻子劝他还是从政比较好，他又回到官场。但“愤世之碌碌者，刀锥利禄，而屑为此以矫俗振颓，乃今果不能为益也”，最终选择了从商。王阳明还记述了他“赈饥乏”的善事，因此当地人们都评价其“磊落可异”。方麟以“忠孝节义”教导孩子们，两个儿子都举进士并做了官。因此王阳明说：“阳明子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
之所以在文章的开头说“社会层面和士夫层面对‘商’都重新有了正面的认识”，是因为虽无从考证对四民进行分阶层有高低之分这个观念是怎么来的，但是这个分法肯定是不对的。管子的四民之说如同孟子的劳心劳力一样，被曲解了。管子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意思是说这四种行业以及从事这四种行业的人都是一个的基石。社会分工中的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一是没有谁会愿意被人欺骗，哪怕是骗子自己；二是每一个行业中都有不诚信的人。因此认为，异业而同道者，同的就是做人的道理，要“思利及人”（颜真卿），不以私欲害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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