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的人少“礼”、“义”一一“仁”道影响历史发展的路径九江一

既然在孟子看来，也许家可以说出一二，“仁”道是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但是如果提及我们的书院，那么“仁”道是如何在历史中发挥其作用的?孟子曰:人有恒言，相信能够答出来的不多，天下是一体的，毕竟书院已经是过去式，天下的立足根本就是，了解这个的必然是不多的。今天小编想和家聊的就是位于江西九江的一个书院，而的立根之本在于家庭，它的历史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家庭的根本在于成员自身，是书院之首，从天下到国，但是知道这里的人非常有限。这个书院的名字叫做白鹿洞书院，由国而至家，它采取的是我们古代很经典的建筑方式，由家而至人自身，坐北朝南，各依其本而治。何为“本”，《说文》说:“木下曰本”，“本”即“根”;何为“根”，《广雅·释话一》曰:“根，始也”。

孟子的这个观点是继承并发展了《学》中“八条目”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有天赋而固有的“良知”、“良能”，存养它来修身，反身而诚，得达“仁”道。

若每个人皆依“仁”而修身，家可齐;家齐是以修身之“仁”而齐，因此齐家亦以“仁”道，推而及国中各家皆齐，则国可得“仁”道而治;“仁”之治国从而可王天下，天下可平。“仁”道便从个人之求“仁”而推及天下，使王道行而天下治。若反之，人人不修“仁”道，国必危，霸道行而天下乱。

“草尚之风，必仅”(《滕文公上》)。在天所生之民中，修“仁”的最关键人群是君子、君王，百姓会根据上面的指示做出具体的行动，这就叫下随之，则天下乱。也就是“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万章上》)，天生下民，有先知先觉者，先知先觉者就是尧舜等圣人、君子，由圣人、君子的德行而带动百姓向“仁”而行。“仁”道就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它在历史中的作用，展现它的历史价值。

“仁”道的实现在人而言，其实现需要经过一定的路径。在孟子看来，“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万章下》)，就是以义为路、以礼为门。以“义”的行为准则来引导人的切近“仁”道，用“礼”的规范来推动“仁”的施行。

以义为路

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告子上》)人心之中亦有一片广裹天地，“仁”作为人人心中所得于天而固有的东西，就是心中之广裹天地间一个住所，人心都要向往的安宁之地。“义”，就是人通往“仁”之住所的路。人在历史中如何使“仁”道开显?“仁”道之居所必须要通过“义”这条路才能通达，从个人而影响他人以至于天下的“义”之路。

“义”的内涵在孟子那里是十分丰富的:

首先，孟子认为“义”是人所固有的德性之一，是证明人性善之四端之一，“羞恶之心，义也”(《告子上》)。而具体在社会历史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告子下》)。

其次，孟子所言之“义”有《中庸》所述“义者，宜也”的涵义。孟子在与万章关于见诸侯与否的问题时说:“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

第三，“义”是行事合宜的方法:“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尽心下》)，人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知止而将自己的这种知贯彻到历史活动中去:“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如果舍弃了鱼就可以去取熊掌，对我来说活下去是我想要的，义也是我想要的，但是两者不能兼得，如果我想要守义就要在必要时候舍弃生命”(《告子上》)。“义”与“利”都是人之所欲，但在社会中，这两者往往是不可兼得的，“义”与“利”相冲突时，当舍“利”而取“义”。

以礼为门

“礼”是“先王”之“仁政”的集中表现，“德”是“先王”之“仁”道在人的整体反映。从表面上看，“礼”在历史上虽然形式有变化，但它有着恒久不变的内容，即为人所遵循的规范、规律。“礼”实则“仁”的外化，历史的根本规律在“仁”道，“礼”是人由之而进入“仁”道之门。

孟子的历史哲学思想中，对个人来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非仁无为也，下礼无行也”(《离娄下》)，“礼”能规范个人行为，是评价个人人格生命的价值标准;对社会来说，“礼”是影响社会治乱的重要力量。

“贵贵尊贤”之不变之理是“礼”，贵贵是为“礼”，尊贤亦是以“礼”。“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万章下》)见贤人是为欲求“仁”，应以义为路，以礼为门，最终得入“仁”之道。“礼”就是“仁”人的内心发显于外，从而在行为中体现为有礼有仪。

虽然“礼”的规范必须遵守，孟子认为，尊礼亦需权变。“男女授受不亲，礼也”，但以“仁”心出发，“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离娄上》)。从“仁”之本心出发，只要符合“仁”道，在具体的行事过程中，“礼”可权变而行。在君臣关系上，孟子尤为强调“礼”的对应关系，“无罪而杀士，则人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离娄下》)，“仁”心、“仁”行当得到对等的相待，若不得，则离开。因此，“礼”之体在“仁”，“礼”之用也以“仁”为标准。

礼义一体合而达仁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尽心下》)。孟子之谓“义战”是符合孔子之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礼仪规范的。但孟子对“义战”还有其他的理解—得天命、得民心的“仁义”之战。这种得天命、得民心的“仁义”之战，还包括作为有能、得民心之臣，得遇昏耽暴君之时，可以武力夺取天下。

《春秋》中所记载的很多东西体现出“天下无道，小役，弱役强”(《离娄上》)的历史形态。《春秋》无义战，那么孟子所谓义战又是在何处呢?在商汤伐某，在文武伐封。

时齐国伐燕而胜，齐宣王问孟子，是否应该取得燕地。孟子说取之而燕民悦，若民心不从不悦，则不应取。民心之向、民心之悦，在于“仁”，因为“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扩也”(《离娄上》)。百姓之归“仁”，是天性使然。孟子曰:“仁者无敌”，那么是什么在推动着这个“仁”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历史的动力是什么?在《孟子》中，孟子的答案是—“天”。

民心显“天命”一一“仁”道的作用方式

在孟子看来，“天”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天”不能直接将它的力量作用于人，它还是要通过人的活动来发挥它的作用。天通过百姓希望得“仁”之心，而予行“仁”道之君以“命”。

孟子认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作为得天命、为天下之主的天子，不能将天下给予别人，尧舜禅让，舜之得天下是“天”给予舜的天命，尧之禅让的性质，是尧将舜推荐给“天”，禹传位于启，亦是禹将启荐与“天”，无论尧舜禅让还是禹传位启，其根本都在于“天命”。“尧荐舜砖天而天受之，暴之砖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己矣。”，(《万章上》)在“天”授予人以“天命”的过程中，“天”以天下人之行、天下之事而显现“天命”，即由百信的民心向背来体现。

百姓的民心向背是君主行政、决策的标准，民心在何处的关键在于君主是否行仁政，“天”以百姓的民心之向一一行“仁”者，来推动历史发展。

结语

天赋予人以生命，在赋予人以生命的同时给人以天性之善一一仁。但人之善性不是一开始就是能相天而显现为仁的，除了天生圣人之外，其他人的天生之仁是被外物遮蔽的。

天生善性给了人以天然的对“仁”道的追求欲望，这是孟子关于历史目的的认识的源头，而这种遮蔽又使人必须通过“礼”、“义”等方式来达到“仁”道，在这个追求“仁”道的历史过程中，仁道的隐显就使历史呈现出治乱的不同形态，其中百姓对“仁”的追求就使天命降于不同的君王身上，也就形成了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为天的历史动力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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